【作者简介】方铁，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【基金项目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“古代王朝治边制度研究”（21AMZ003）阶段成果。
【摘要】南方丝绸之路包括两条路线，一条自成都经五尺道、灵关道进入云南，经蜀身毒道至今缅甸、印度及其以西地区。另一条由成都经五尺道进入云南，沿交趾道达今越南北部，前行由北部湾出海。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于两汉时期，汉晋时期道路沿线出现了一些城镇，中国内地与西南边疆及中南半岛等地，相互的商业贸易亦涌现了高潮。
【关键词】汉晋时期；南方丝绸之路；城镇；商业贸易
中原王朝对南方边疆的经营可追溯至秦代。春秋时期，蜀国、巴国分别据有四川盆地的西部与东部。巴与蜀为世仇，蜀王讨伐与巴结盟的苴侯，巴求救于秦。周慎王五年（前316），秦军伐蜀，蜀国亡。随后秦灭巴，蜀、巴之地尽入秦国版图。秦于蜀国旧地置蜀相与蜀国守，封蜀王后裔为蜀侯。周赧王三十年（前285），蜀侯绾因“谋反”被杀，秦未复置蜀侯，在蜀地实行郡县制。秦蜀守李冰开凿成都两江，溉田万余顷，“姑皇得其利，以并天下”。经过秦国、秦朝110余年的经营，至西汉代秦，四川盆地已称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土。对位于蜀郡（治今成都）南面的今云贵等地，秦始皇不甚注意，大致以蜀郡附带管辖的今云贵地区为徼外。秦国统治四川盆地，官吏常頞开通五尺道，“诸此国（按：指宜宾至滇东北）颇置吏焉”。五尺道因道宽秦五尺而得名。其道始于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，经今滇东北迄于郎州（治今云南曲靖）。另据《史记》卷117《司马相如列传》，司马相如对汉武帝说：“邛笮、冉駹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时尝通为郡县，至汉兴而罢”。可见秦曾于滇东北部若干区域设官守，在今四川西昌等地拓路置郡县，但详情不可知。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第八下》言，秦朝“西南有牂柯、越巂、益州，皆宜属焉”。秦朝的势力以及影响曾达今贵州西北部、云南的滇池地区与今川西南。秦朝统治15年，未对西南边疆有进一步经营。西汉初年的60余年，百废待兴，且忙于抵御北方的匈奴，除继续经营巴蜀之地外，西汉暂时放弃西南夷（指今云贵、川西地区）。《史记》卷116《西南夷列传》称，自秦朝在今滇东北开五尺道并置官守，“十余岁，秦灭。及汉兴，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”。《华阳国志》卷3《蜀志》说：“（汉高祖）虽王有巴蜀，南中（指今滇、黔和川西南地区）不宾也”。后元三年（前141），刘彻继位。经文景之治，西汉的国力大为增强，武帝开始注意南方。西汉几次经营西南夷，均与开拓其地的交通线有关。西汉经营西南夷的主要原因，是武帝企望开通自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沿牂柯江（今贵州北盘江）达番禺（今广州）的用兵通道，以及自蜀地经西南夷、身毒（今印度）达大夏（在今阿富汗北部）的道路。西汉将始自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的五尺道，由今云南曲靖延至滇池地区，沿途经朱提（今云南昭通）、味县（治今曲靖）等地至益州（治今晋宁以东）。又复通由成都至邛都（今四川西昌）的灵关道，沿途经临邛（今四川邛崃）、严道（今四川荥经）、旄牛（今四川汉源）、邛都（今四川西昌）等地。继续南下，经会无（今四川会理）、弄栋（今云南姚安）、云南（在今祥云县）、巂唐（治今永平西北）至不韦（治今保山），前行可达今缅甸北部。由不韦南下的道路，即史籍所称之“博南山道”，因途径位今云南永平县西南的博南山而得名。经博南山道入今缅甸辗转可达印度，博南山道及其延长路线又称“蜀身毒国道”。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，沿途的城镇纷纷兴起，以下考述见于记载者。成都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出发地，通往西南夷（指今云贵、川西地区）的五尺道、灵关道启程于此。成都也是汉朝管理南方丝绸之路的行政中枢。早在秦惠王二十七年（前278），张仪奉命修建成都城，城周回12里，城墙高7丈。城内“营广府舍，置盐、铁、市官并长丞，修整里阓，市张列肆，与咸阳同制”。修成都城时距城十里取土，所挖池塘因以养鱼，时称“万岁池”。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第八上》说，成都为蜀郡治地，辖十五县，有七万余户，“有工官”。成都辖12乡、五部尉，“州治太城，郡治少城”。成都为重要的交通枢纽，“东接广汉，北接汶山，西接汉嘉，南接犍为”。成都城有四出大道，“道实二十里，有衢”。成都城西南两江上有七桥，平日交通繁忙，行人摩肩接踵。据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笫八上》，西汉在四川盆地置巴、蜀、广汉、犍为四郡。以后武帝开通往西南夷（指今云贵、川西地区）的道路，征调数万民工耗时数年，又“散币于卭僰”以安集之，浩大的费用主要来自四川盆地诸郡的租赋。西汉在全国设十三刺史部，其中的益州刺史（治今成都）管辖蜀地诸郡，以及今云南及附近地区的犍为郡（治今四川宜宾）、越巂郡（治今四川西昌）、益州郡（治今云南晋宁以东）、牂柯郡（治今贵州黄平西南）。东汉维持巴、蜀、广汉、犍为四郡，又在四郡与西南夷相接的地区，增设广汉、犍为、蜀三个属国，可见两汉经营西南夷，确立以四川盆地诸郡为依托的方略。由于益州刺史部设于成都，成都乃成为经营西南夷与南方丝绸之路的行政中心。成都的经济文化十分发达。西汉成哀年间（前32～前1），成都人罗裒以钱数十万为资本，贸易、贩运于成都与京城，“数年间致千余万”。成都等地官府还以赋税所得，购买蜀地名产运销京城，“收采其利”，时称“均输法”。两汉时期，成都地区的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，商品的种类、质量与生产规模，均接近内地发达地区。在文化方面。文帝末年，蜀郡（治今成都）太守文翁在成都立郡学，遣蜀士赴京向博士学习七经，学成后还乡里教授。在文翁的倡导下，“由是大化，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”。文翁倡学二三十年后，成都出现一批对汉文化有深厚造诣的蜀士，一些人成为全国有名的学者、文学家与科学家，如成都人张叔文与司马相如。武帝时张叔文应征为博士，司马相如官至中郎将，被尊为汉代的“辞宗”。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笫八下》称：“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，以文辞显于世，乡党慕循其迹。后有王褒、严遵、扬雄之徒，文章冠天下”。《华阳国志》卷3《蜀志》说，西汉时蜀地“风雅英伟之士命世挺生”，东汉建武后，成都“文化弥纯，道德弥臻”。西南丝绸之路开通后，四川盆地的经济、文化传入今云贵地区，产生深远的影响，成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，除成都外当数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。僰道为犍为郡治所，犍为郡辖12县。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第八上》引应劭语称僰道为“故僰侯国”，可见僰道原为僰人聚集地，开发的时间甚早。晋人以蜀郡、广汉、犍为为益州之“三蜀”，称僰道“旧本有僰人，故《秦纪》言童之富，汉民多，渐斥徙之”，“大姓吴、隗，又有楚、石、薛、相者”。自秦国统治四川盆地，官吏常頞开通五尺道，“诸此国（指今宜宾至滇东北）颇置吏焉”。秦代的五尺道始于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，经今滇东北至郎州（治今云南曲靖），西汉时延五尺道至滇池县（治今晋宁以东）。元光五年（前130），西汉修建南夷道，随后在南夷道设若干驿亭。南夷道始自僰道，经南广（治今云南盐津）、平夷（治今贵州毕节），接通牂柯江（今贵州北盘江）辗转至番禺（今广州）的水运路线。僰道为五尺道、南夷道的始发地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。元狩元年（前122），张骞出使大夏（在今阿富汗北部），在大夏目睹来自蜀地的蜀布与邛竹杖，回朝后建议汉武帝，开通由蜀地经西南夷（指今云贵、川西地区）至身毒（今印度）、大夏的道路。为寻觅通往身毒、大夏的道路，武帝遣使自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四道并出，分别前往冉巂（今四川茂汶一带）、徙（今四川天全）、邛（今四川西昌）、僰（今四川宜宾一带）之地，被巂、昆明等所阻。可见僰道为蜀郡等正式辖区与徼外之地的分界，统治者对僰道以外区域的情形茫然不知。元鼎五年（前112），南越（中心在今广州）反叛，西汉遣五路兵击之。其中一路由蜀地过犍为（今四川宜宾），经夜郎（在今贵州西部）沿牂柯江（今贵州北盘江）趋番禺（在今广州），西汉开拓的南夷道终于派上用场。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是两汉自蜀地向西南夷移民的必经之地。由道南下的五尺道、南夷道所经的今滇东北一带，经济与文化较为兴盛，成为今云贵地区政治、经济的中心。汉晋时期沿五尺道、南夷道从蜀地迁来的移民甚多，以后形成不少重要的大姓。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说，朱提郡（治今云南昭通），元封二年（前109）置，东汉建武后改犍为属国。当地官府“穿龙池，溉稻田为民兴利”，有朱、鲁、雷、兴、仇、递、髙、李等大姓，“亦有部曲。其民好学，滨犍为，号多人士，为宁州冠冕”。牂柯郡（治今贵州黄平西南），汉代有大姓龙、傅、尹、董氏，蜀汉时大姓朱褒见于记载。味县（治今曲靖）亦为南中大姓的聚集之地。立于东晋义熙元年（405）的《爨宝子碑》，出土于曲靖扬旗田。立于刘宋大明二年（458）的《爨龙颜碑》，出土于距曲靖不远的陆良。“两爨碑”反映了宁州（治今曲靖）大姓醉心汉文化，奉内地习尚为圭臬的情形。在今滇东北地区，两汉在五尺道所经之处建立不少城镇。《华阳国志》卷3《蜀志》称犍为郡土地沃美、人士杰出。犍为郡所辖朱提（治今昭通）、堂琅（治在今巧家以东）、存鄢（在今宣威县境）诸县均在今滇东北。以上诸地最重要的城镇是朱提。据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，朱提郡置于武帝元封二年（前109），有属县四。东汉建武后改为犍为属国，领属县五，有8000户居民，城中有朱、鲁、雷、兴、仇、递、髙、李等大姓，各辖有部曲。又称朱提郡“其民好学，滨犍为，号多人士，为宁州冠冕，“川中纵广五六十里，有大泉池水，僰名千顷池。又有龙池，以灌溉种稻”。朱提废城至唐代仍存。《蛮书》卷1《云南界内途程》说，自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行九日至鲁望（在今滇东北），其地称为蛮、汉地区的分界，为唐代前期曲州、靖州的所在地，曲州、靖州的“废城”与坟墓、碑阙等遗物，仍残存可见。唐代曲州治今昭通，即汉代朱提旧地。另据记载，“（僰人）多以荔枝为业，园植万株，收一百五十斛”。据《广志》：“犍为僰道南，荔枝熟时百鸟肥”。以朱提为中心的今滇东北地区，汉晋时期大面积种植荔枝，不可能都在当地消费，大部分当运销蜀地。沿五尺道往南，较重要的城市还有建宁郡的郡治味县（治今曲靖）。据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，蜀汉建兴三年（225），诸葛亮率军征讨南中反叛大姓，关键之战即在味县打败大姓首领孟获所率叛军的战役。南中平定后，蜀汉改益州郡为建宁郡（治今晋宁以东），以李恢为太守，兼领交州刺史，移治味县。蜀汉在味县举办具有相当规模的屯田，南中人谓之“屯下”。建宁郡初辖17属县。以后蜀汉分其地一部分为平乐郡，改领13属县。味县是蜀汉镇守南中的军政机构胇降都督的所在地，驻扎了大量军队，有五部都尉、四姓及霍家部曲。味县城内有重要的聚会场所明月社，夷、晋之民若不奉官，则官府与之共盟于明月社。汉代味县建有城池。《蛮书》卷6《云南城镇》称石城川为味县故地，贞观中为郎州，开元初改为南宁州（治今曲靖）。“州城即诸葛亮战处故城也”。足见唐代南宁州的州城，即为汉代味县“故城”。在南方丝绸之路所经的今滇中一带，最重要的城市为益州郡的治所滇池县（治今晋宁以东）。滇池县原为滇国的统治中心，“滇池泽在西北”。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称，益州郡置于武帝元封二年（前109），领24县，有28万户居民，益州郡土地宽广，土质肥沃，滇池城紧邻周回210里的大池，因源泉深广，下流浅狭有如倒流，乃称“滇池”。其地“多长松，皋有鹦鹉、孔雀，盐池田渔之饶，金银畜产之富”。当地豪民奢豪，难以抚御，且不时反叛。元封二年（前109），西汉于滇国旧地置益州郡（治今晋宁以东）。据记载，“（其）后数年，（滇国）复并昆明地，皆与之属之此郡”。西汉联合滇国打败巂、昆明后，将巂、昆明活动的地域划归益州郡，几乎包有今云南中部的大部分区域。五尺道、交趾道以滇池城为终点，今滇东、滇西间的行旅往来亦必经其地，滇池城乃成为西南夷的交通枢纽与政治经济的中心。因有滇国经营的基础，滇池城具有较大的规模，人烟亦较繁盛。唐代 《蛮书》卷6《云南城镇》称晋宁州为汉代滇池县（治今晋宁以东）故地，“幅员广数百里，西爨王墓，累累相望”。《蛮书》卷1《云南界内途程》言，从拓东节度城（在今昆明）至安宁馆一日，“安宁馆本是汉建宁郡城也”。可见汉代的滇池城建有城堡，唐代《蛮书》因此称为“汉建宁郡城”。两汉时期，滇池流域尤其是滇池县（治今晋宁以东）的经济、文化有较快的发展。益州郡太守文齐，在滇池县一带“造起陂池，开通灌溉，垦田二千余顷”。史称其地“河土平敞，多出鹦鹉、孔雀，有盐池田渔之饶，金银畜产之富。人俗豪忕，居官者皆富及累世”。王阜任益州郡太守，“政化尤异”，滇池县“始兴起学校，渐迁其俗”。滇池县还是大姓集中之地。《华阳国志》卷四《南中志》称，自汉武帝开西南夷，“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”，其中一些人居住在滇池城。汉代益州郡有著名的大姓雍闓，其先辈是汉代名将雍齿，原居汁防（今四川什邡）。以后雍齿获罪，其家族被强迁至西南夷。东汉时雍闓逐渐发达，成为南中（今云南、贵州地区）有名的大姓。灵关道上重要的城镇有邛都（治今四川西昌）。《后汉书》志第23《郡国五》称元鼎六年（前111）置越巂郡（治今四川西昌）。西汉越巂郡辖15县，东汉改为14县，有13万余户百姓。越巂郡包括今川西南与云南的楚雄北部、丽江等地。蜀汉延熙五年（242），越巂郡太守张嶷重修郡城邛都，“夷人男女，莫不致力”。同时恢复周围的七县。不韦（治今保山），是南方丝绸之路西南夷（指今云贵、川西地区）路段的重要城市。永昌郡号称“古哀牢国”，开发的时间很早。永平十二年（69），哀牢夷归降，东汉以前代所置之哀牢、博南二县为基础，添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领六县置为永昌郡，郡治不韦。永昌郡辖8县，“其地东西三千里，南北四千六百里”，管辖今云南省的西部、西南部与相邻的今缅甸东北部。永昌郡号称有各族居民23万余户，是东汉著名的大郡。不韦是中原王朝镇守西南边疆的重镇，历来受朝廷重视。蜀汉章武初，永昌郡无太守。时值南中诸郡叛乱，功曹吕凯奉郡丞蜀郡王伉保境六年。诸葛亮南征，盛赞其义，上表曰：“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！”乃以吕凯为云南郡太守，王伉为永昌郡太守，“皆封亭侯”。“威恩内著，为郡中所服”的不韦大姓吕凯，为从蜀地迁至不韦之吕不韦宗族的后裔，不韦县名源于此，可见不韦地区有不少大姓。不韦还是蜀身毒国道上重要的商贸市场。《三国志》卷30《魏书·乌丸鲜卑东夷传》说：“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，又循海而南，与交趾七郡外夷比，又有水道通益州、永昌，故永昌出异物”。《蛮书》卷6《云南城镇》称永昌（按：即汉代不韦）为“要镇”。南诏与唐朝决裂，重视经营云南地区的西南部，南诏的精锐之师共三万人，有1／3驻扎在永昌。事实上永昌在南方重镇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，在汉代已基本确立。两汉还积极拓建由蜀地前往中南半岛东部的道路。据《后汉书》志第23《郡国五》，汉武帝置交趾郡，郡治龙编（在今越南河内）。交趾郡辖12城，龙编的地位以后愈显重要。西汉在全国设置十三刺史部，交趾刺史名列其中，治所在龙编。龙编城的修建乃受重视，其城壁至唐代犹存。《蛮书》卷1《云南界内途程》称，交趾城（按：即汉代龙编城），“汉时城壁尚存，碑铭并在”。东汉建武十九年（43），伏波将军马援奉命镇压交趾（在今越南河内）的二征起义，他率军沿麋冷水道出进桑（治在今屏边县境），经贲古（治今蒙自东南）、西随（治在今金平县境）至交趾，沿途开通水陆道路，以方便运输军粮和辎重。对马援开通由今云南中部至越南北部的交通线，时称“交趾道”，因经由进桑关，这条道路又称“进桑关道”。道路的走向为由今云南中部南下蒙自，沿红河经今屏边地界达越南河内，沿途“崇山接险，水路三千里”。另据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第八上》，西汉于进桑县之红河河畔设进桑关，可见其时红河已有民间的水陆运输，西汉因此设关，马援正式开辟这条通道，以供军队利用。道路开通以后，“转输通利”。这是南方丝绸之路的另一条支线。红河水流湍急，夏秋季水位落差甚大，逆水行舟不易，走交趾道自今云南中部沿红河而下，由交趾北上多为陆行。由历代记载观之，在五代时期交趾脱离中原王朝版图之前，中国内地与交趾的联系大都通过海路。在元朝沿邕州（治今广西南宁）至大罗城（在今越南河内）的道路置驿站之前，交趾道是中原王朝联系交趾陆运的主要通道。建初八年（83），为减少风浪过大导致覆舟的海运事故，东汉朝廷接受大司农郑弘的建议，整修由零陵（今湖南永州）、桂阳（治今广东连县）进入岭南地区的道路。工程竣工后，“于是夷通，至今遂为常路”。交趾（治今越南河内）、九真（治今越南清化西北）、日南（在今越南平治天省）等郡，经常向朝廷进献龙眼、荔枝等水果，东汉于所经道路十里设一驿，五里置一堠，派使者乘驿马昼夜进献水果。进献使者劳累太甚，且常被野兽伤害。永元十五年（103），和帝乃颁诏停止进献。以后由零陵、桂阳至岭南地区的道路较少见于记载。中原王朝联系交州（治今越南河内），主要还是走行经今云南地区的道路。随着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，西南边疆与内地、中南半岛的商贸、文化的交流得到较快的发展，出现了繁荣的局面。据研究，商周时期制造的青铜器含有云南地区出产的铜。考古学家对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做过铅同位素测定，发现有91件青铜器的原料产自云南永善金沙地区。据《汉书》卷28上《地理志第八上》，西汉时我国产锡的地点仅有3处，而且大都在云南地区。先秦时中原造青铜器所用之锡，可能大部分来自云南地区。东汉时除牂柯郡（治今贵州黄平西南）未见著录外，西南夷的其他边郡均有开采金属的记载。所开采金属除铜以外，还有铁、银、金、锡、铅和白铜等。新开的金属矿源以永昌郡（治今保山）较为重要。据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：“益州西部，金银宝货之地，居其官者，皆富及十世”。永昌郡还出黄金、光珠与铜锡。《后汉书》卷86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称，永昌郡“出铜、铁、铅、锡、金、银、光珠”。据王充《论衡》卷19《验符》：“永昌郡中亦有金焉，纤靡大如黍粟，在水涯沙中，民采得日重五铢之金。一色正黄”。从永昌郡见于记载的情形，可窥知东汉时西南夷矿冶业较为兴盛。西南夷诸郡的铜矿与银矿经开采提炼，经由南方丝绸之路，将成型的金属锭料运入内地供铸币之用。据《汉书》卷24下《食货志第四下》：“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，直一千五百八十。它银一流直千。是为银货二品”。颜师古注：“朱提，县名，属犍为，出善银”。可知朱提（治今昭通）所产银被大量用以铸币。1976年，在四川西昌发现新莽时期的一处窖藏，出土铜锭4个和铸造“货泉”用的钱范5块，表明西汉末年邛都是优质铜的产地，出产的铜或供官府制造钱币。经南方丝绸之路运入内地的金属还有银和铜。朱提（治今昭通）出产的银，邛都（在今四川西昌）所产之铜，被汉朝确定为铸币的原料，不仅是由于纯度较高，还有产量较大、质量稳定等方面的原因，汉朝对此类采矿工场进行专门管理。朱提、堂狼（在今云南巧家以东）出产的铜器，其铭文在产地下或有“工”字，可见东汉时云南制造的青铜器，来自官府经营的“工官”作坊。除锭料等初级产品外，朱提（治今昭通）等地生产的铜器也不断进入内地，被称为“朱提铜器”或“堂狼铜器”。对这一类铜器各地多有收藏，在著录或出土的汉代铜器中，朱提、堂狼的铜器占有较大的比例。东汉以后，朱提、堂狼的铜器较少见于记载，可能是因铜器不再流行铸著款识之故。从昭通地区晋墓出土的情形来看，朱提、堂狼铜器至晋代仍继续生产，但规模不如东汉之盛。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，冶铁和制造铁器的技术从内地传入西南夷。先秦与西汉的前半期，西南夷诸族还不会冶铁，所使用的铁器来自蜀地。东汉时滇池、不韦、台登、会无等县始有产铁的记载。但应指出，汉代西南夷使用的一部分铁器仍来自蜀地。近年贵州出土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的铁器308件，较出土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铁器的数量增加近两倍，这些铁器大部分来自巴蜀地区。随着交通业的发展，内地的日常器物也不断传入西南夷。在西汉中期后西南夷的墓葬普遍出土汉式风格的各类器物，这些器物虽有一些为当地仿制，但大部分是从内地输入的，如铜镜中的草叶纹镜、昭明镜、日光镜、百乳镜，半两、五铢等秦汉时的货币，以及带钩、印章等类器物。除锭块等金属产品外，西南夷（指今云贵、川西地区）出产的手工艺制品、珍宝与珍禽异兽，经南方丝绸之路不断输入内地，也是朝野人士喜爱之物。《后汉书》卷86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说，滇池地区多出鹦鹉、孔雀，永昌郡（治今云南保山）出产兰干细布与梧桐木华布，又有光珠（宝石）、虎魄（琥珀）、水精（水晶）、琉璃、轲虫、蚌珠、孔雀、翡翠、犀、象、猩猩与貊兽（大熊猫），传说蜻蛉县（在今大姚、姚安一带）有金马、碧鸡，汉武帝派专使赴云南觅求未获，使者在途中写下《碧鸡颂》。西南夷的物产通过丝绸之路不断进入内地。桓宽《盐铁论》卷1《通有》说：“徙邛笮之货致于东海”。班固称自西汉开拓四夷，“明珠、文甲、通犀、翠羽之珍盈于后宫，蒲梢、龙文、鱼目、汗血之马充于黄门，巨象、师子、猛犬、大雀之群食于外囿，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”。“（汉）赂遗赠送，万里相奉。师旅之费，不可胜计”。范晔言：汉代有 “沉沙栖陆玮宝” “賨幏火毳驯禽封兽”等物堆积于内府，这些珍品异物，有不少来自西南夷。南方丝绸之路沿途也出产一些名贵的地方产品。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称，永昌郡（治今保山）有“蚕桑、绵绢、采帛、文绣”，“猩猩兽能言，其血可以染朱罽”，“有梧桐木，其华柔如丝，民续以为布，幅广五尺以还，洁白不受污，俗名曰桐华布。以覆亡人，然后服之及卖与人。有兰干细布，兰干，僚言纻也，织成文如绫锦。又有罽氎、帛叠”。《后汉书》卷86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说，永昌郡太守郑纯与哀牢夷相约，“邑豪岁输布贯头衣二领，盐一斛，以为常赋”。从上述记载来看，永昌郡（治今保山）能织造棉布（绵绢、帛叠）、丝绸（蚕桑）、纻麻布 （兰干细布）与羊毛布（按：即朱罽、罽旄），生产者为永昌郡的鸠僚等本地民族，纺织品自用或出售，估计产量不会太少。西南夷诸族向朝廷贡纳珍宝异物，主要是供统治者享用。而西南夷输出的各类药材，则是内地百姓可得的疗疾之物。汉代西南夷已开发出一些动植物类药材。《后汉书》卷86《南蛮西南夷列传》称，笮都（在今四川汉源东北）“土出常年神药”，汶山郡“有灵羊，可疗毒”。当地有食药鹿，鹿麑有胎者，肠中粪可治疗毒疾，其地“特多杂药”。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说，堂狼县（治在今巧家以东）“出杂药，有堂螂附子”。晋代《博物志》称，云南郡（治今云南祥云东南）有“两头鹿”，鹿胎“可治蛇虺毒”。《后汉书》志第23《郡国五》称：“岷山特多药，其椒特多好者，绝异于天下之好者”。西南夷等地出产的药材，不仅行销内地，而且因药质优良、效用显著享有较佳的声誉。劳作、跋涉于丝绸之路上的兵卒与商贾，大都来自蜀地以及西南夷的味县（治今曲靖）、永昌（治今保山）等郡县地区。史籍记载了他们的辛劳与呼声。据《华阳国志》卷4《南中志》，西汉遣丁卒披荆斩棘开通博南山道，饱受劳顿之苦的筑路丁卒或行旅乃作歌：“汉德广，开不宾。渡博南，越兰津。渡兰沧，为他人”。这首《渡澜沧江歌》是现存云贵地区最早的民谣，反映了底层百姓对统治者开疆拓土怀有复杂的感情。西汉在秦代的基础上拓展五尺道。由僰道（治今四川宜宾）至朱提（治今昭通）的水陆道路，大都艰阻难行，行旅须经牛叩头、马搏颊等陡坡，渡过筠连河、横江、洒鱼河等湍急的河流，“故行人为语曰：‘犹溪、赤木，盘蛇七曲；盘羊、乌栊，气与天通。看都濩泚，住柱呼伊。庲降贾子，左儋七里’。”歌谣描写行经僰道至朱提的道路，路途艰险、行人辛苦。行旅沿途跨越犹溪、赤水及盘蛇一般弯曲的七曲河，翻过高耸“气与天通”的盘羊、乌栊等山岭，行人挥汗如雨，不忘发声呼应。来自庲降（按：指味县）的商贩，途经狭路与危棧之时，须以左肩担物连行七里，至宽敞处始可换肩，而得稍事休息。在南方丝绸之路正式开通前，已存在自四川盆地经今云南通往缅甸、越南等地的民间小道。1949年以后，考古工作者在滇国墓葬发现若干来自西亚或南亚的琉璃珠、蚀花石髄珠、有翼虎银带钩等物。在出土“滇王之印”的滇王墓与成都先秦时的墓葬，还发现不少产自太平洋、印度洋地区的环纹货贝。在东周中晚期至西汉中期滇池周围的26座大墓，出土海贝26万余枚，数量超过我国其他地区出土同类海贝的总和。在发现“滇王之印”的末代滇王墓，出土海贝三万余枚。证明运输上述物品的小道先秦时已存在。据《史记》卷123《大宛列传》，张骞出使大夏（在今阿富汗北部），见到通过西南夷运来的蜀布与邛竹杖，推测蜀地、大夏间有行经西南夷的小道。通过先秦时期的小道，云南地区、中南半岛建立一定程度的经济文化交流，两地的青铜文化也存在联系。通过对铜制的戈、剑、矛、靴形斧、犁、斧、鼓等器物的比较，可以看出云南的滇文化、越南的东山文化有相似之处，这是因两者地域相近，并通过水陆通道的联系所形成的。但这两支文化各有典型器物，因此是不同的青铜文化。滇文化与泰国的班清文化也有联系，两支文化的遗址均发现作为明器的小铜鼓，滇文化中常见的鼓形座杖头铜饰，亦见于班清文化的一些遗址。在以上3种文化中滇文化发展的水平最高，周边的文化或多或少受其影响。除滇文化外，云南其他地区的青铜文化与中南半岛同期文化，也存在一定的联系。红河流域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的相同点较多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与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较密切。西汉在今云南地区、越南北部设郡县后，滇文化、东山文化明显受到中原汉文化的影响，约在东汉中期，这两支文化逐渐被中原传来的汉文化取代，班清文化所受外来的影响则不甚明显。在中南半岛有称为“掸”的古国。掸国在先秦时已存在，掸国与汉朝有多次交往。东汉时，掸国于永元九年（97）、永宁元年（120）、永建六年（131）3次遣使至汉。掸国第二次遣使，国王雍由调派来一个“能变化吐火，自支解，易牛马头，又善跳丸”的杂技团，其人“自言我海西人，海西即大秦也，掸国西南通大秦”。袁宏《后汉记》卷15《殇帝纪》，亦记载安帝时掸国进献幻人之事，并说：“自交州塞外檀国诸蛮夷相通也，又有一道与益州塞外通”。掸国的地望在今云南德宏、文山之间往南，即东汉永昌郡（治今保山）、日南郡（在今越南平治天省）的外围地带，约在今老挝、泰国、缅甸中部略为偏东的地区。两汉开通至今越南北部的道路，产生的影响十分深远。《梁书》卷54《海南传》说：“汉元鼎中，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，置日南郡，其徼外诸国，自武帝以来皆朝贡。后汉桓帝世，大秦、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贡献。”在广州与广西的贵县、合浦等地的西汉后期墓，近数十年出土不少以玛瑙、鸡血石、石榴石、煤精、水晶、琥珀、玻璃等为原料制成的串珠，以及迭嵌眼圈式玻璃珠和兰色玻璃碗。这些珠饰与工艺品的形制、材料与中国传统工艺品不同，可能是来自南亚次大陆及其以西地区。1957年，在合浦堂排西汉晚期的四座墓葬，出土琉璃珠1656粒，玛瑙珠12枚，肉红石髓珠99粒，还有6件琥珀和14件水晶。据鉴定这些珍宝均来自海外地区。南方丝绸之路开通后，内地的人口与经济文化进入交趾地区。西汉时交趾郡（治今越南河内西北）已种植稻谷，生产的粮食能自给，还可接济合浦郡（治今广西浦北县西南）、九真郡（治今越南清化西北）。至迟东汉时交趾郡种植双季稻，东汉《异物志》说：“稻，交趾一岁再植”。西汉前半期，九真郡及附近地区处于渔猎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，粮食常靠交趾郡接济，仍“每致困乏”。东汉初任延为九真郡太守，他教民制作田器，授予垦辟、耕犁之法，开垦大面积荒地，收成逐年丰稔，“百姓充给”。九真郡的农业进一步发展，分季节种白谷、赤谷，“所谓两熟之稻也”。史称“米不外散，恒为丰国”。凭借发达的交通，交趾地区的社会也得到较快的发展。东汉初，交趾郡（治今越南河内）太守锡光与九真郡（治今越南清化西北）太守任延，在治地“教其耕稼，制为冠履，初设媒娉，始知姻娶，建立学校，导之礼义”。任延针对“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，各因淫好，无适对匹，不识父子之性，夫妇之道”的情形，移书属县，令官吏劝说未婚男女各以年龄相配，对贫困无礼聘者，长史以下官吏省俸金赈助，“同时相娶者二千余人”。九真郡百姓对任延十分感激，称：“使我有是子者，任君也”，所生子多取名“任”。任延、锡光积极发展生产、改革陋俗产生了良好影响，徼外部落内属屡见于记载。建武十二年（36），“九真徼外蛮里张游，率种人慕化内属”，被朝廷封为“归汉里君”。次年，“南越徼外蛮夷献白雉、白兎”。范晔称“岭南华风”始于锡光、任延两位太守。东汉时期，内地文化在今越南北部逐渐传播，王充《论衡》卷19《恢国》称，日南（在今越南平治天省）等地，“周时被发、椎髻，今戴皮弁，周时重译，今吟诗书”。交趾地区出产的水果等物，通过南方丝绸之路也进入内地。据 《汉书》卷28下《地理志第八下》，西汉时交趾郡（治今越南河内）设有羞官。据晋代嵇含《南方草木状》，三国时吴国孙亮，“使黄门以银碗并盖，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”。交趾太守士燮降吴，每逢遣使诣孙权，“致杂香细葛，辄以千数”“奇物异果蕉、邪、龙眼之属，无岁不至”。总之，汉晋时期南方丝绸之路的开通与运作，推动了道路沿线城镇的建设，促进了内地与西南边疆及徼外地区间的商业贸易活动，该方面的内容是把握南方丝绸之路全貌，以及中原王朝经营、开发西南边疆情形的一部分，重要意义不可低估。
文章刊于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版）》2022年第4期。篇幅限制，注释从略。若需引用，请查阅原文。